本文围绕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期间的观点展开。一方面提及促进消费要着重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另一方面阐述了推动农村老人到城市养老的好处、途径及相关考量。
在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的间隙，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接受了相关采访。他指出，促进消费这一目标的达成，不仅仅是简单地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更要有针对性地把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上。
李实深入分析了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因素。其一，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居民可用于消费的资金有限；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出现较大差异。“那些高收入人群，他们手中资金充裕，但基本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消费意愿并不强烈。而低收入人群，虽然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却受限于资金不足，无法充分进行消费。”李实进一步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实现更快增长，他们就会将增长的这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这对刺激消费会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
在当天举行的“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与机遇专题研讨会”上，李实还提出，应该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使农村老年人前往城市养老。他详细说明了城市养老的好处，一方面，相较于农村养老，城市拥有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能够显著提高进城农村老人的生活水平和养老质量；另一方面，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更为健全，养老产业具备规模效益，这有助于提升进城农村老人养老的性价比。李实还提到，“在农村推行集中养老，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养老服务跟不上，部分地方的养老院建成后却无人问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农村的养老成本比城市要高很多。”
为了实现农村老人到城市养老的目标，李实在论坛上提出了三个途径，并在会后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第一个途径是为农村老人进城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创造条件。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老人都希望能够与子女一起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老人的生活费用，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老人还能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子女也能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许多农村老人的子女是进城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住房条件将父母接到城市生活，往往居住在工厂宿舍、建筑工地或合租房中，这些地方并不适合家庭生活。而且，作为外来人口，他们无法享受当地城市的保障房政策，住房条件差不仅影响生活质量，还阻碍了他们与亲人的团聚，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尽快落实，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能够享受到住房保障政策，住上廉租房，他们就有能力将农村的父母接到城市共同生活。当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城市中存在大量闲置的商品房，将这些闲置房屋转化为保障房，既能解决商品房过剩问题，又能解决外来人口住房问题，还能推动农村老人进城养老，可谓一举三得。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土地换养老。农村老人生活在农村，子女外出打工，家里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往往处于闲置状态，即便进行土地流转，收益也十分有限。如果老人能够进城与子女一起生活，家中的住房和宅基地同样会闲置浪费，这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李实建议，国家可以专门设立一笔专用基金，对放弃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老人给予现金补偿。有了这笔补偿金，老人进城养老会更有底气。对于出让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可以直接归还给村集体进行再分配，这样能够增加其他村民可使用的土地资源。
第三个途径是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待遇。更多的养老金能够让农村老年人在城市养老时更加从容和体面。李实提到，一些专家建议用两年时间将农民的养老金从目前的200元提高到400元，他认为鉴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金基数过低，应该大幅度提高，比如用两年时间涨到1000元。即便涨到1000元，1.2亿农村老年人仍然是社会中的低收入群体。李实分析指出，这部分资金即便全部由政府负担，额外财政支出约1万亿元左右，占政府财政支出不到百分之三。而且，这部分支出基本上会转化为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有助于提振消费。
本文围绕李实在两会期间的观点，强调促进消费要关注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同时提出推动农村老人到城市养老的三个途径，包括为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创造条件、土地换养老以及提高养老金待遇，这些建议对促消费和改善农村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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