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从“信息茧房”到“数字游牧”的转变

本文围绕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和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在中信书院的直播对谈展开，探讨了算法与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生活后，在AI“算命”、“信息茧房”、个体能动性等方面引发的思考，提出以“数字游牧”重塑与技术的关系等观点。

在当今社会，算法与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普通大众借助DeepSeek进行所谓的“算命”，学生利用AI辅助撰写论文，渔民通过短视频分享赶海生活时，我们不难发现，算法和人工智能已然深度渗透进人类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之中。

近日，一场意义非凡的直播对谈在中信书院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与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参与其中。他们在对谈中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认为我们与其对算法所带来的“信息茧房”感到恐惧，不如换个角度，将其视为探索世界的一扇窗口，以“数字游牧”的姿态主动去重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吴冠军有着自己深刻的认知。他觉得算法并非是单一维度的存在，而是一套有着输入和输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算法所呈现出的局限性，很可能反映的是使用者自身视野的局限。在算法时代，若要描绘出美好的生活蓝图，我们需要学会像“游牧”一样，不断地“去领土化”和“重新领土化”。而熊浩则把算法看作是探索世界的得力工具。作为一名每天都会花一两个小时在短视频上的深度用户，他分享了自己利用算法开展“赛博田野调查”的宝贵经验。

这场精彩的对话不仅探讨了AI时代个体能动性所蕴含的新可能，还促使人们对教育、学术评价体系以及社会沟通机制进行深刻反思。

画面中，正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与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在中信书院直播对谈的场景。

AI“算命”背后：技术平权与心灵按摩

在对谈过程中，当主持人抛出“为何人们热衷于用DeepSeek算命”这个问题时，熊浩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周易本质上是一个概率系统，而AI所擅长的恰好就是模式识别与预测输出。人们进行所谓的“算命”，目的是想在一定程度上窥见未来，从而给自己带来些许安宁感。吴冠军则把AI算命看成是一种话语游戏，他认为在这个游戏里，AI能够比人类从事这一行的人做得更有意思，让参与游戏的人更有收获感。

吴冠军进一步提出，技术具有“平权性”。无论是农村老人通过直播展示蒸馒头的过程，还是学者研究边境玉石贸易，短视频和算法都降低了表达与研究的门槛，使得历史中的普通大众也能够像“小星星”一样发出自己的光芒。

这种平权性在学术领域也有所体现。熊浩观察到，今年硕士论文的质量有了显著提升，他直言“AI辅助写作已成常态”。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格式调整、文献引用等基础工作都可以由AI来完成时，传统的论文评价体系是否还能适应当下的情况呢？作为一名一线教师，熊浩坦言自己也很困惑。吴冠军则建议转向“过程性考核”，比如通过课堂互动来考察学生的思考能力，他强调“教育的终极目标应是培养自主思考者，而非写作机器”。

前算法时代，也有“信息茧房”

不少学者对推荐算法开展过实证研究，但都未能证明“算法导致信息茧房”这一观点。关于算法会带来“信息茧房”的说法，显然带有一定的焦虑情绪。吴冠军认为，这种焦虑源于人们对算法存在一种优越感，觉得算法仅仅是服务工具，不应该对自身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所谓的“信息茧房”，未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更有可能是使用者自身视野的局限性所致。他举例说明，在前算法时代，杂志主编、电视编辑甚至父母都在帮助人们筛选信息。而算法的实时动态性与个性化推荐功能，反而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视野。

熊浩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存在其实就是开放的第一步。主动脱离“信息茧房”并不需要复杂的智识训练，只需要不断地发问和探索。他把“信息茧房”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网络系统，而不是封闭的结构。他说：“茧房会形成，也会消散。当你看到足够多的茧房，并进行足够多的切换时，它们最终就会失去困住你的力量。”

画面呈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与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在中信书院直播对谈的现场。

对于“信息茧房”的担忧，熊浩表现得更加乐观。他认为，“破除茧房”并不一定需要知识分子的某种洞察力，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只要他们对自己的问题保持真诚。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是短视频平台的深度用户，每天看两个小时的短视频很正常。最近他在玩《黑神话》这款游戏，就会去看相关的攻略视频，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新的“茧房”。但他知道这个“茧房”只会持续两个多月，因为游戏很快就会结束。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对《黑神话》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吴冠军提出了“数字游牧”的理念，为人们摆脱“信息茧房”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蓝图。他借用德勒兹的概念，认为人生是一个不断“去领土化”和“重新领土化”的过程。当人在一个固定的信息环境中停滞不前时，就会形成“领土化”，也就是舒适区。而“数字游牧”则代表着一种主动迁徙的行为，通过在不同领域、不同信息窗口之间进行探寻，人类能够重新定义自己与技术的关系。

熊浩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他在抖音上开设过课程，每天会花很长时间观看短视频。他坦言，短视频中的“杂乱”恰恰体现了互联网的生态多样性，而这种“乱”其实是互联网的生存策略。有一次他发布了一条关于游戏对世界观影响的抖音视频，这条视频火了，他也因此获得了“科技达人”的标签。在那个阶段，他收获了很多与科技互动的机会。所以，短视频的“乱”对他来说并不构成困扰，他在探索和休息之间实现了某种平衡。

熊浩还以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经验为例，讲述了如何通过“互联网民族志”的视角，观察社会各个领域的真实状态。他提到，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互联网民族志”。他今年假期打算研究中缅边境玉石贸易的纠纷解决问题，于是就通过观看赌石的视频，了解切石现场会发生什么以及事件的前因后果。他认为，那些视频记录者很真诚，因为他们并没有打算让视频走红，只是单纯的记录。他觉得自己通过观看视频进行前期调研，和亲自到现场的效果差不多。等他到了当地与当地人交流时，对方会觉得他很懂行。他强调，短视频不仅是娱乐工具，更可以作为深入田野研究的窗口，为“数字游牧”提供具体的实践途径。

AI时代，发挥个体能动性

对于技术促进社会公平的价值，吴冠军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为许多人提供了“发光”的机会。在推荐算法的作用下，个人记录的日常生活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创造出一种多元化的历史叙述方式。他指出：“历史研究过去过于关注中心人物，而今天的技术让普通人的视角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吴冠军和熊浩都对技术的使用提出了反思。吴冠军指出，算法本身并没有“意图”，但社会互动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当人们过于依赖技术，下意识地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技术时，可能会忽略人与人之间真正存在的问题。熊浩进一步强调：“未来的AI会加大技术鸿沟，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让那些对新技术感到不适应的人，对这个世界产生发自内心的好奇和探索欲望。教育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家庭环境很难改变，但老师能够帮助学生创造面对新世界的勇气，这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关于在算法年代如何使用短视频，熊浩作为短视频的深度用户，并不认为短视频会完全替代深度思考的能力。他说：“短视频可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我人生的主线任务已经明确。对于更年轻的世代，我们需要去理解他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主线任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抗体’，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解决办法。”

吴冠军和熊浩的观点共同指向了一个复杂而平衡的结论：技术与人性，不应被简单地划分为“善”与“恶”。技术的进步，既是对旧有问题的冲击，也是对舒适区的挑战。而人类面对新技术的态度，同样取决于自身能动性的实践与勇气。熊浩总结道，技术是工具没错，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生态，我们在其中生存，在其中反思，然后向未知迈出一步。

在这个愈发以算法为驱动的时代，或许最为重要的，不是试图规避技术带来的冲击，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将“茧房”化作探索世界的窗口，将“数字游牧”转化为实际行动。唯有如此，个体才能在技术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中保持探索的勇气，并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新的希望和光芒。

本文通过记录吴冠军和熊浩的对谈，探讨了算法与人工智能在多个方面的影响。分析了AI“算命”背后的技术平权，指出“信息茧房”并非完全由算法导致，提出“数字游牧”理念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同时强调了技术促进社会公平的价值以及对技术使用的反思，呼吁人们发挥个体能动性，以开放心态面对算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