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下孵化器行业：共识与分歧并存，孵化器新政引发行业震荡，未来走向待明晰

本文聚焦当前孵化器政策环境的重大调整，介绍了相关政策发布情况及各地跟进动作。通过对12位业内一线孵化人的采访，阐述了行业达成的共识、存在的考核指标辩论以及业内对新政的不同反应，最后呼吁凝聚共识、迎接变化。

当下，孵化器政策环境正迎来重大变革，此刻正是广泛征求意见、凝聚各方共识的关键时期。

2024年11月，工信部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一举措大幅提高了对孵化器专业服务能力的考核要求。有专家预测，超过八成的孵化器可能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自2025年起，各地依据新的孵化器建设思路，纷纷采取了跟进措施。1月，安徽印发了《顶尖孵化器建设实施方案》；同月，上海徐汇区发布了《关于支持高质量孵化器建设的若干意见》；3月，江苏确定了首批32家标杆孵化器。

3月，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对12位业内一线孵化人进行了深入采访，广泛收集他们对于当前形势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整理，共达成四条共识，同时也存在若干分歧，现将这些内容整理出来以供参考。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正文中对12位专家进行了匿名处理，其名单附在文章末尾。

共识：孵化器行业到了应该“去伪存真”的时候

对于“什么是一个好的孵化器，未来应当怎么孵化，政府又如何公允地考评孵化器”这三个核心问题，12位受访人看法不一。然而，在以下四件事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其一，孵化器的核心使命在于有效促进“一个转化”和“两个培育”。“一个转化”指的是实现科技成果向产业的转化；“两个培育”则是培育科技型小企业以及科技型企业的经营者。当前，培育拥有独立自主硬科技、能够进行颠覆式创新的科技型企业是重中之重。所有受访者都充分认可这一使命在战略和经济层面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们一致认为，一个运作良好的孵化器应当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加速助推器；而房租利润、税收、人才、招商引资等，绝不能成为孵化器的首要目标。

其二，当前相当一部分孵化器并未将主要精力放在满足企业成长需求上。在访谈过程中，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当下并非只有“孵化器”在承担“一个转化”和“两个培育”的使命，而且很多所谓的“孵化器”实际上并未开展有效的孵化工作。特别是那些将主要精力放在收取房租、完成政府下达的各类指标以及提供非稀缺性基础服务上，而忽视企业成长需求的孵化器，很难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中流砥柱。不过，由于结构性原因和个体因素，目前这两类孵化器在行业中占据主流地位。

其三，孵化器行业“鱼龙混杂”，急需进行“去伪存真”的整改。所有受访人都认同，应该将用于服务“一个转化”和“两个培育”目标的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给那些具有孵化初心和能力的个人和机构，无论他们是否挂牌为“孵化器”；同时，要让那些低效孵化或不开展孵化工作的机构不再占用过多的社会资源。

其四，大家都意识到，当前的政策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如果严格执行该政策，从宏观层面来看，孵化器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减少，政府和市场资源将进一步向“头部”孵化器集中。然而，如何评估一个孵化器的工作成果并以此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按照当前措施和市场环境被淘汰的孵化器是否真的应该被淘汰，公共政策是否还有更优的方案等问题，仍存在分歧。

辩论①：什么是考核孵化器的最佳指标？

综合12位一线孵化人的观点，对孵化器工作的最佳考核标准可从过程导向、结果导向和综合导向三个维度分为七种答案（参考表1）。

支持“过程导向”考核孵化器的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一是孵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随机概率和复杂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孵化器的真实水平；二是孵化器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迹可循的。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人”的角度考察孵化团队的资源和能力。一个高效的孵化团队应满足三个标准：一是能够提供政企沟通服务，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二是有同行业的企业工作经验，最好有过创业、带领团队和从事研发的经历；三是拥有丰富的业内人脉，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对接投资和产业资源。最理想的孵化人是一位不缺钱、有时间、有热情的科技型上市公司退休高管。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硬件设备”方面考察孵化器的专业服务水平，在某些行业是有合理性的。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孵化器拥有自建实验室、中试平台和其他公共技术研发平台，能够极大地降低在孵企业的创业成本。像ATLATL北京飞镖国际创新平台“建设有Class A级研发实验空间”“搭建了一批公共技术研发平台”“配备研发仪器设备200台（套）”，这些优势使其成为北京标杆孵化器之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考察孵化器收入结构中专业服务收益的占比，是一个具有较大发挥空间的理想指标。“只要孵化器依靠专业服务生存，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满足企业需求上；而如果依靠房租和补贴维持生存，企业就不可能成为孵化器真正的服务对象。”无论是将资金投入到团队建设还是硬件设备，只要以服务收入为支柱，孵化器赋能产业创新的目标就能够得到保障。

然而，以上这些看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深入了解一个孵化人的情况，往往需要考核者与这个人相识。特别是一些软性的社交和人脉能力，需要进行一定的主观判断，这样的标准很难实现规模化和客观化应用。而硬件设备在非生物医药等其他行业，并非是必需的。更有受访人反映，当前一些公共技术平台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孵化器不妨通过第三方合作的方式降低重资产维护成本。至于以服务收益为衡量标准，考虑到中国初创企业的一般支付能力，一些专业服务可能无法快速变现，会导致孵化器资金紧张。

支持“结果导向”考核孵化器的人，基于以下两个观点。一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只要能够孵化出有潜力的高科技企业，就是好的孵化器；二是没有任何一种过程指标能够涵盖孵化的全部内涵，因此任何单一指标都是片面的，可能会埋没优秀的孵化器。

一种观点认为，考察每年孵化成功的企业数量，或者考察每年毕业企业相较于入孵时的成长情况，是最能切中要害的指标。孵化可以“百花齐放”“各凭本事”。不同的企业需要不同禀赋优势的孵化器，如果规定了具体的路径，那些不适合该路径的企业就没有了发展的机会。

另一种观点对孵化的最终评判指标的界定更为宽泛，认为应该让孵化器回归企业的本质。只要能够在市场上依靠自身能力生存下来，不依赖补贴的孵化器，都有存在的权利，而不应被评判是否“配得上生存”。这种观点还认为，政府不应出台过于细致的“指导方案”，应该让孵化回归市场化本质，让市场自然筛选出有价值、有效率的企业。

还有一种观点对孵化的最终目标定位更加广泛，认为有些孵化器承担“一个转化”“两个培育”的方式并非是让效益直接回到孵化器本身，而是反馈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因此，对孵化器的评价应该看其服务所触及的社会范围和产生的公共效益，例如为多少创业者提供了机会、引进了多少创新人才、培育了多少产业、带来了多少税收等。

以上观点也都存在争议。例如，单纯考察毕业企业的情况，很难排除企业成长过程中非孵化器因素的影响。而只看市场生存能力或考察社会综合效益，难以确保孵化器的盈利模式是朝着服务初创企业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无法帮助当前的孵化器摆脱“二政府”和“二房东”的困境。

最后一个看似综合了各方优点的方案是构建复合指标，全面考察孵化器的各个方面。但复合指标存在权重差异，仍需要权衡不同指标的利弊。如果各项指标权重一致，指导性就会不明确，公共政策的目标也会变得模糊。

辩论②：新政之下，业内如何反应？

业内普遍认为，11月出台的新政总体目标和方向符合孵化器行业在新时期较为理想的转型和发展方向。然而，“标准一下子提高太多，变化太大，可能会让很多存量孵化器难以适应”。

对于新政的力度，一部分人认为行业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能够适应的就留下，不能适应的就退出。他们觉得，当前孵化器行业的降温是对之前创业环境过热的正常回调，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孵化器战略方向的调整。“时代变化从不等人”，即便新政和新的市场环境会导致大量孵化器倒闭，也应该坚持改革，否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改革需要循序渐进，要考虑社会成本。新政应该对旧有的基础进行全面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给予存量孵化器转型的机会、资源和时间。应该对孵化器进行分级管理，在向“高质量”孵化器倾斜资源的同时，保留部分公益性、国营孵化器的补贴不变，将改革的阻力和成本降到最低。

在实际行动上，已经有人开始另谋出路。一位经营困难的孵化人告诉澎湃研究所，新的考核标准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大不了不追求‘高质量’，我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经营。如果补贴被取消，或者房租收不上来，我就转行做招商或者销售，也可以把楼外包给其他孵化器，让他们负责服务，我专心做房东。”

也有人在努力适应新的标准。一位正在申请“高质量”的孵化人表示：“要尽早放弃幻想，认清现实，二房东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低端物业服务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得走出舒适区，到产业中寻找机会。”

目前，主动退出的孵化器占比不多，积极拥抱变化并进行改革的更少，大多数孵化器仍持观望态度。

结语：凝聚共识，迎接变化

综上所述，当前孵化器行业在宏观层面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仍存在诸多分歧。中国的孵化人经过38年的发展，在孵化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经验。当下，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进一步凝聚共识。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公共政策往往需要做出取舍，很难有完美的方案既能实现目标，又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因此，无论最终政策和市场的走向如何，当下的孵化人都应该做好迎接变化的心理和行动准备。

本次参与访谈的专家和孵化人名单如下：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龚伟

原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主任、书记王荣

原天津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马凤岭

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