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之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历史智慧

本文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通过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的专访，从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红色金融实践、政治与金融中心关系以及金融与科技融合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探寻证券市场发展逻辑和历史经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镜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正式确立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重大战略。

在2024年，“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举办了两次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关的研讨会。一次聚焦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阶段”，另一次则围绕科技金融展开讨论。到了2025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能级。而证券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在这一年将围绕证券市场展开一系列深入讨论，内容涉及证券市场的历史镜鉴、国际化发展之路以及规则的演化等多个方面。

2月11日，澎湃新闻旗下智库澎湃研究所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进行了专访。吴景平教授从证券市场的历史嬗变、红色金融实践、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关系等多个维度，回溯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基因和发展逻辑，深入探讨了金融与政治、科技有机融合的历史经验，旨在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

以下为本次采访的精彩摘录。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景平

股份制萌芽：产业近代化催生中国证券市场

澎湃新闻：证券最初是为了应对远洋航行和贸易的风险而诞生的。那么对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是什么动力促使了证券市场的诞生呢？

吴景平：从华商的角度来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民族资本开始涉足企业创办领域。这一时期的企业与传统小作坊不同，逐渐朝着规模化、机械化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生产和进一步发展。由于早期华商企业的自有资本有限，借鉴西方的公司制和股份制就成为了扩大资金来源最为简便的途径。像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等典型的洋务企业，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就开始积极思考如何筹集资金，而股份制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就需要集众人之力。并且，资本的来源不能仅仅依赖于个人关系，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规则。所以，推动证券市场诞生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是产业近代化的需求。

澎湃新闻：中国共产党对证券市场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吴景平：虽然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立，但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政党。社会化的经济活动需要公众广泛且持续地参与，而这只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比如拥有稳固的根据地。在根据地时期，中共在财政和经济领域就已经开始探索股份制的思想和实践。尽管当时的“股票”或“债券”概念不像今天这样明确，债务和股权的界限也并不总是清晰，但基本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

当然，一旦采取这种方式，资金的筹集就不再是短期的“应急手段”，而是需要持续的支持。当投资者将资本使用权交给你时，就需要为其提供回报，而这种回报可能有多种形式。证券市场的出现，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具有普适性、公有性和社会接受度的融资模式。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筹集的问题，更是如何将执政理念与经济现代化、国际化相结合的问题。与简单的借贷不同，经济建设是一个涉及多重力量和因素的交互过程，其中如何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关键问题。

红色金融实践：革命逻辑与市场规则的博弈

澎湃新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经济建设时期都曾运用证券来服务于革命理想，这一做法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还是有其自身的创造呢？党又是如何处理政治使命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的呢？

吴景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同时也将他们的资金运作方式和投资方式带入了中国。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起到了主要影响，而苏联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革命领域，提倡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目标，通过计划体制推进经济建设。

在这个阶段，革命思维对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大，它提出钱必须归人民所有，如果无法通过传统的市场规则获取资金，革命手段也能让钱归于人民。这种革命逻辑在当时是成立的，但到了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常态化社会中，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经济的国际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国际性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必须打破国界，实现开放与合作。也就是说，中外之间的交流，特别是经济上的交流合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应有之义，目的在于推动中国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如何在这方面做到平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外资与本国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虽然在本质上相似，但仍然存在差异。如何让外资投资者感受到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同时又让本国投资者感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通过历史来继续学习。

澎湃新闻：除了在根据地内推行红色金融，中国共产党有没有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国统区金融市场采取一些行动呢？

吴景平：在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安插一批金融工作者，积极渗透金融体系。例如，有留美背景、具有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的冀朝鼎，就曾担任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会秘书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同时还是孔祥熙的秘书。

中国共产党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既注重当下，又着眼于长远，早早布局金融领域，广泛开展活动。由于根据地资源匮乏、交通不便，无法独立完成所有物资的生产和采购，因此迫切需要借助金融市场来获取诸如药品、武器装备等重要物资。与此同时，党并没有排斥炒股和投资，而是善于利用金融工具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提供支持。这种“非典型”金融实践，展现了党在极端环境下对经济工具的灵活运用。

澎湃新闻：在红色金融推行的同一时期，国统区的金融市场更具市场化和国际化特点，尤其是上海在证券交易的使用上较早且集中，但证券交易所最早并非在上海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吴景平：实际上，以西方商人为主的证券交易所早已在中国设立，而华商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则需要经过注册、申请、审批和获取营业执照等一系列手续。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成为了华商最早获批开设证券交易所的地方。然而，我认为早一年晚一年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证券市场条件更完备、更成熟，毕竟只是相差了一两年，影响不大。上海早就存在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一些交易在茶楼里就完成了，但当时并未形成合法的社会程序。

北京的证券交易所开设较早，但其发展并不顺利。因为它的政治属性过于突出。特别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换届频繁。16年间，政府经历了30多位内阁总理，政治环境动荡不安，社会经济也遭受了严重冲击。相对而言，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较为稳定，吸引了资金大规模流入。当时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比如“北四行”（编注：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的合称），都陆续将业务重心和总部迁至上海。由此，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上海证券市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1927 – 1937），成为近代中国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枢纽。

金融与科技融合引领创新，上海承担重要责任

澎湃新闻：除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放在今天就是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从金融史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呢？

吴景平：民国初期，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北四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和管理者因此也驻在北京，以便于协商和协调政策。上海作为商业金融中心，主要服务于日常的内外贸易和工商实业，提供中小额贷款，资金流动快速但金融影响力有限。

1927年后，随着政局的变化，首都设于南京。上海依然主导商业和进出口贸易，但与南京的人员和信息交流十分便捷。那时，上海的金融界经常向南京的财政部反映诉求，南京的官员也会直接到上海与银行界沟通，询问“风潮来了，危机来了怎么办？中央的要求是什么？你们有什么困难？”由于两地的距离较近，沟通和掌控都比较方便，上海的商业金融机构更容易获得财政性金融业务的支持。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因此相对和谐，发展也比较顺畅。

现在，北京和上海的关系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牵涉国本问题。上海的资金流动量非常大，要实现较好的掌控，超越市场的政治力量必须介入。正如马克思所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上绞架”，这样的极端现象显然不应出现。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除了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外，政治力量还需要适时主导制定并执行规则，并确保所有参与者都清楚、透明地遵守这些规则，明确赔偿和盈利的界限。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上海的金融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国家和民族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公安系统的保障，上海的治安如何得到保证？如果清洁工不打扫卫生，办公楼门前堆满垃圾，企业还怎么做生意？金融业不应自视为百业之首，它的存在依赖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应听从党的指引，遵守规章制度，为人民服务，让更多民众从企业发展中受益。

我们谈论上海时，必须放眼全国，甚至全球。只有这样，上海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上海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根源于整个国家的需求。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战略地位是最前沿的，政策常常会在上海进行试验，再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而政治中心的及时指导和支持能够确保上海能够发挥其关键作用。

澎湃新闻：您提到“金融和科创其实是一回事”，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呢？

吴景平：要理解这句话，首先需要从货币和货币制度谈起，而货币的演进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在没有货币的时代，人们依靠物物交换，但随着劳动分工的深化和剩余产品的增加，简单的使用价值交换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应运而生。那么，由什么来充当货币呢？这恰恰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早期，先民使用贝壳、石头作为货币，随着冶金技术和铸造工艺的进步，金属货币开始出现。进入纸币时代后，纸币的设计、油墨、印刷技术以及防伪技术，都与当时的科技水平密切相关。

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更进一步凸显了科技的重要作用。比如，货币交换的行情依赖于电话电报技术进行信息传递，跨区域的市场信息因此得以同步共享。可以说，金融的各项业务和配套设施的运作，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随着交易手段和标准的进步，电子货币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不同国家的电子货币之间如何互动呢？如果仅停留在“一元人民币等于多少美元”的汇率换算层面，显然无法满足全球经济的需求。为了实现更高效的跨国交易，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之间需要寻找到一种可互通的货币形式。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政治互信和紧密的经济联系，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打造一个更加便捷、安全、高效，且平衡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届时，国际货币体系将不再受制于美元或SWIFT的限制，跨越这种局限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异性甚至超过整个欧洲，但依然能够在国内使用统一的货币和金融制度。我相信，尽管仍需警惕地缘政治风险，平衡开放与安全，中国依然有条件站在金融创新的前沿，而上海在这一过程中将肩负重要责任。

此外，金融制度创新还需要关注“不平衡性”。例如，央行的数字货币虽然已经开始推行，但考虑到没有智能手机的群体，推行过程仍需谨慎，给他们留出适当的缓冲空间。创新可能会使我们脱离“落后”，跑得很快，但最终我们还是需要停下来，回头看看那些未能跟上的部分。金融创新的目标是既要维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又要推动最前沿的创新，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通过对吴景平教授的专访，深入探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包括股份制萌芽、红色金融实践等方面，分析了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关系以及金融与科技融合的趋势。强调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其应肩负金融创新责任，同时要平衡各方利益，关注金融制度创新中的不平衡性，以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