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当下全民爱读历史、谈历史的现象，通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观察，探讨人们将现实焦虑投射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的行为，并结合尼采的观点进行批判。同时，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对历史的不同看法，分析了历史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敏锐地察觉到，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民爱读历史”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并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讲历史的行列中。然而，他们所讲述的内容大多停留在中学教材的层面，且满嘴都是意识形态词汇，鲜少运用历史学的专业词汇。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罗新提到，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在文章中描述，当他走进书店时，被琳琅满目的历史书籍所震惊。这位学者在文章中不禁发出疑问：“这么多人都在写历史书，而且据说销量还不错，这难道意味着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在8日举办的《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书新书发布会上，罗新分享了他的这一观察。
罗新指出：“大家都热衷于谈论历史，这其实不太正常。这反映出人们对现实产生了某种焦虑，试图从过去寻找答案。”但问题在于，“他们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却没有意识到历史和现实一样，甚至比现实更容易造假，存在更多的虚假成分。”
他认为，将现实中的焦虑投射到过去，期望从历史中获得安慰、启示或智慧，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书中，尼采也曾对此进行过批判。尼采反对过于强烈的历史感，也不认同人们认为可以从历史中获取智慧的观点。
吕思勉故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吕思勉曾表示，“以史为鉴”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人们的历史知识储备不足。如果对欧洲列强的发展历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就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周思成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人对历史的一种主流看法，即认为历史本身是好的，如果在运用历史时出现问题，那只是方法不当或缺乏足够的历史感。然而，在欧洲，情况并非如此。
17世纪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家对人的自然禀赋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这种理性要么是上帝赋予的，要么是人天生就具备的。总之，人拥有非常完满的自然理性，只需要去发现和运用即可，而且理性是没有历史的。但在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之后，随着人们以理性之名做出了许多非理性、不正义的事情，这种乐观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德国思想家经过反思认为，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还受到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在为社会设计未来发展蓝图时，必须考虑到人的历史，了解人从何处来、是如何发展的。这就是尼采所说的历史感，它是对启蒙理性中单纯自然理性概念的反思。
周思成
周思成举例说，长期以来，中国对近代历史有着难以磨灭的耻辱感。但如果仅仅沉浸在这些悲惨的记忆中，人们就无法从过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就难以面对更加自由的未来。罗新也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进入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时期，转型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过去在多大程度上是转型的动力和助力，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转型的负担”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罗新认为，历史不应成为我们选择新生活方式的负担。
本文围绕当下全民谈史的现象展开，通过罗新、尼采等人的观点，揭示了人们将现实焦虑投射到历史中的危险。同时，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对历史的不同态度，强调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应正确看待历史，避免让历史成为前进的负担，要以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更好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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