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泽论坛：解锁经济学未来，中德智慧碰撞新火花

本文围绕地缘政治与技术变革背景下经济学面临的新问题展开，介绍了“中德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模式比较”论坛，探讨了德国经济学界秩序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以及多位专家对经济学未来发展、德国经济现状及AI影响的观点。

在当今时代，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幻使得国际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加剧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技术和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迭代速度明显加快。在这样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经济学正面临着全新的考验。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学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其特别重要的学科地位？AI又会给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带来怎样的冲击？当下的经济学人应该进行哪些深入的思考和做出怎样的转变呢？

“中德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模式比较”论坛现场（图/上海三联书店提供）

正所谓问题是思考的源泉，研讨是凝聚共识的桥梁。3月25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海三联书店、中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承泽论坛第33期“中德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模式比较”盛大举行。此次论坛恰逢《经济学的未来：来自德国学术界的回答》出版上市，来自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齐聚京郊承泽园，共同探讨经济学的未来走向。活动由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李力行主持。

《经济学的未来》这本书精心挑选了一批相关的学术文献，详细记录了自21世纪初以来关于秩序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最新讨论。它力图全面梳理2009年德国经济学界那场激烈争论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核心议题，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经济理论变迁和制度实践的重要参照框架。

《经济学的未来》现场实拍图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崛起堪称一个奇迹，也就是所谓的“莱茵奇迹”。这一奇迹的背后，无疑深受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秩序自由主义的影响。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主导的主流经济学影响力日益增大，秩序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2009年，科隆“教授起义”事件成为了两者博弈的导火索，在德国引发了一场议题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的起因是德国科隆大学决定取消过去一直由在联邦德国战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秩序自由主义教授讲授的经济政策课程，转而开设美式宏观经济学课程。作为德国经济学界的重要阵地，科隆大学的这一转向引起了支持自由主义政策的经济学家们的警觉。他们在报刊上发表宣言，呼吁“拯救大学经济政策研究”。而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心仪美式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的反击，他们提出“按照国际标准改造德国经济学”的口号，要求用由凯恩斯主义主导的“美式宏观经济学”（或者他们所说的“盎格鲁 – 撒克逊经济学”）来改造联邦德国本土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这一事件评论道：“在争论开始时，表面上看主要涉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争论的关键在于德国经济学和德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究竟是应该依托德国式的秩序自由主义，还是应该依托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所谓‘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和专注于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融合在一起，被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必须进行反驳。”

“当代经济学新系”的最新成果

在25日举行的论坛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教授，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部执行负责人吴慧敏分别代表主办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部执行负责人吴慧敏作开幕式致辞

黄益平教授对来自德国和中国的各方代表以及经济学界的同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中德两国在从政府主导转向尊重市场规律的发展路径上具有相似性。他强调，学术界的多元争论是推动理论进步的关键因素。《经济学的未来》这本书所呈现的凯恩斯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在德国的激烈交锋，以及北大国发院始终秉持的“和而不同”的学术传统，都是鼓励学术争论的典型范例。他特别提到，本书倡导经济政策制定应注重务实落地，而非追求理想化的理论，对此他深表赞同。

Lars P. Feld、胡琨、黄韬、Daniel Nientiedt为《经济学的未来》新书发布揭幕

胡琨在代表本书主编致辞时表示，德国经济学界自2009年起关于方法论的激烈论战，涉及数学应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以及经济理念与政策导向的分歧等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与中国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且相关讨论的精华内容关乎经济学发展的未来。Lars P. Feld教授是一位没有参与论战但却被论战双方都认可的重量级经济学家，由他主导主编本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吴敬琏先生为新书首发活动录制的评论视频在现场播放

吴敬琏先生以德国战后经济奇迹以及20世纪80年代科尔政府复兴社会市场经济为例，指出秩序自由主义通过放开价格、保护产权等机制实现了高效的资源配置，帮助德国成功应对了危机；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因政策失误陷入长期衰退，则是背离市场规律所付出的代价。

吴敬琏先生还表示：“最近几个月，德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最终结果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学者来说，需要密切关注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从政治角度去关心，而是要思考理论如何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进而提出正确的应对策略，这是经济学家应尽的责任。”

Lars P. Feld（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弗莱堡欧肯研究所所长，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五贤人”）前委员、前主席），演讲主题 – 萎缩、外迁和结构改革希望之间的德国经济

Lars P. Feld指出，自1948年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德国依托秩序自由主义框架实现了长期的繁荣。然而，近年来，受疫情、俄乌冲突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因素的冲击，德国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德国GDP自2019年后增长乏力，工业生产受到汽车行业萎缩以及监管成本攀升的拖累，再加上企业税负高企、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劳动力市场僵化等问题，导致投资外流。通胀压力持续存在，2021年能源价格的飙升以及疫情后需求侧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

展望未来，Lars P. Feld认为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干预和秩序自由主义的长期规则。具体而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降低监管的复杂性、调整税制并优化能源政策，同时通过碳定价来实现气候目标。面对债务上升的压力，政府必须避免低效的补贴，将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和国防投入上，重拾二战后改革的精神，在开放的辩论中探寻动态的政策平衡。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演讲主题 –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 中德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研究的共同思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联席主席李稻葵幽默地表示自己今天是骑着德国产的摩托车来到了论坛现场，“作为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现在出行就靠这辆摩托。我非常喜欢德国的文化和产品，尤其喜欢聆听德意志的古典音乐。”他在演讲中呼吁：“中德两国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将经济实践转化为全球认可的经济学新知。两国学界应该加强联合创新，将经济实践提炼为普适性的理论，在开放合作中重塑全球经济学格局。”

在李稻葵看来，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重大的实践基础（例如亚当·斯密与工业革命、马克思与英国危机），一个学派只有升华为学科（如凯恩斯主义演化成宏观经济学）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迅速，但目前亟需突破“卡脑子”的困境，构建起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应对国际话语权的挑战。为此，他近年来创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聚焦于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逻辑，并通过创立国际学会及期刊，倡导CTS（案例 – 理论 – 统计）研究方法，以提高学术成果的可读性和实践价值。

在互动问答环节，中德两位学者就AI人工智能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Lars P. Feld表示，人们应该注意到，人工智能以及之前的科学技术发展，包括数字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安全问题和国防问题紧密相连。“二十世纪60年代，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出现后，首先就应用于国防体系。我们观察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较好的国家，会发现他们都将人工智能产业和国防工业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促进人工智能发展，也是德国扩大国防投资的一个机会。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专利成果，但目前还不确定德国政府是否会倡导这种结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李稻葵认为AI技术的发展目前尚处于第一个阶段，“在可以预见的第二个阶段，相信德国技术专家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拥有非常出色的硬件，如感应器、传感器和运动装置，在这些重要的硬件科技领域，德国的中小企业将扮演关键的角色。”

李稻葵还指出：“目前这个阶段的AI发展实在是过于迅猛了，我的建议是大家要放慢脚步，缓一缓，不要让AI过快地取代白领的工作。对于AI的应用需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保护人类的工作机会，否则AI对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负面影响将会非常大，将来他们走出校门后将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是政府和经济学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本文围绕“中德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模式比较”论坛展开，介绍了《经济学的未来》一书，回顾了德国经济学界秩序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多位专家对德国经济现状、经济学未来发展及AI影响发表了观点。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经济学需不断适应变化，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同时合理应对AI带来的挑战。